一场意外心灵感应，催生人类第一张脑电图：被误解一生的科学怪人汉斯·伯格 大脑，是人类身上最神秘的器官。千百年来，人类始终想解开一个终极谜题：人的思想、情绪、意念，究竟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于头颅之中？ 如今我们熟知的脑电图（EEG），可以透过头皮无创捕捉大脑的电信号，看清大脑清醒、睡眠、发病时的电波变化，是神经内科、精神病科、睡眠医学不可或缺的检查神器。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项改变神经科学格局的伟大发明，出发点根本不是治病救人，而是一场玄之又玄的心灵感应奇遇。 它的缔造者，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格，一生都活在矛盾之中：他本想证明灵魂与意念可以隔空传递，最终却无心插柳，撬开了人类大脑电学世界的大门；他耗尽半生做出来的划时代成果，在最初五年里被整个科学界嗤之以鼻，直到别人复刻实验成功，世人方才知晓这位孤独科学家的伟大。 一次坠马惊魂，埋下一生的科研执念 1873年，汉斯·伯格出生于德国，青年时期的他聪慧敏感，骨子里自带一股浪漫又偏执的唯心主义情怀。彼时物理学飞速发展，电磁理论风靡全球，世间万物都能用电与磁解释，可唯独人类的精神、思想、心灵感应，始终游离在科学体系之外。 改变伯格一生的意外，发生在他参军进行骑马训练的某天。马匹突然受惊狂奔，伯格重重从马背上摔落，瞬间失去意识，命悬一线。 这场事故发生之时，他的妹妹远在千里之外，两地相隔遥远，没有任何信使传递消息。可就在伯格坠马的同一时刻，妹妹突然心慌难耐，强烈预感哥哥遭遇了致命危险，心神不宁到无法平复，当即加急发送了一封电报，询问他是否平安。 当伯格收到这封电报时，内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没有信号，没有语言，没有任何介质，亲人之间却能跨越距离感知危险。那一刻，伯格彻底坚信：人类的大脑可以向外发射无形的能量波，人与人之间存在真实的心灵感应。 他立下毕生志向：要用严谨的生理学实验，找到意念传播的物质基础，揭开心灵感应的科学真相。 屡屡碰壁：从脑血流到颅内压，全部徒劳无功 在20世纪初，人类对大脑的认知极度匮乏。科学界普遍认为，大脑活动只和血液流动、颅内压力相关，没有人相信大脑会产生电流。 顺着当时主流的研究思路，伯格首先把目光放在了脑血流量与颅内压力上。他猜想，人产生意念、发生心灵感应时，大脑供血和颅内压力一定会出现明显波动。 他日复一日在实验室开展人体实验，精准监测受试者脑部血流变化、实时记录颅内压强数据，熬过无数个通宵，可实验结果始终平平无奇：无论人思考、发呆还是情绪波动，脑部血流和颅内压力都没有特异性变化。 一轮又一轮实验全部失败，这条路彻底走不通。 此时伯格忽然转念：既然体液压力无法解释意念传递，那会不会是看不见的生物电？ 其实早在1875年，英国生理学家理查德·凯顿就已经在兔子、猴子等动物的大脑上，成功记录到了微弱的脑部电活动，证明动物大脑存在生物电。但这个发现在当时波澜不惊，几乎没有科学家愿意跟进研究，更没有人敢尝试在活人头皮上检测脑电——大家都觉得，人脑电流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无创检测根本不可能实现。 历史性一刻：1924年，人类首份脑电图诞生 顶着学界的质疑和不解，伯格孤身一人开启了人类脑电信号捕捉实验。没有成熟仪器，他就自己改装电流记录仪；没有标准化实验方案，他就一次次调整电极位置、放大电流信号。 1924年7月6日，神经科学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 伯格将电极轻柔放置在人类受试者的头皮表面，不刺破皮肤、不侵入颅内，完全无创，仪器的记录笔尖缓缓跳动，一道道规律又微弱的波纹清晰出现在记录纸上。 他成功记录到了人类大脑自发产生的脑电信号，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真正的人脑脑电图。 后续数年，伯格持续深耕，区分出了大脑放松状态下的α波、大脑活跃思考时的β波，摸清了人脑基础电波的变化规律。1929年，他正式发表论文，完整公开了自己数年的人脑脑电研究成果。 五年冷眼：伟大发现，沦为学界笑柄 可真正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在那个年代，科学界根深蒂固地认为：只有心脏、肌肉会产生生物电，柔软的大脑根本不可能自发放电。伯格无创记录人脑电波的结论，彻底颠覆了大众的固有认知。 加之伯格研究的初心是虚无缥缈的心灵感应，更让正统科学家对他嗤之以鼻。同行们嘲讽他是陷入玄学妄想的精神病医生，觉得他的实验误差极大，所谓的脑电波不过是肌肉抖动、外界电流干扰产生的杂波，整篇论文毫无科学价值。 整整五年，伯格的伟大发现被尘封、被否定、被无视。他看着自己倾尽心血的成果无人认可，始终郁郁寡欢，陷入了巨大的自我怀疑。 王者背书：诺奖得主复刻实验，终让脑电照亮医学界 转机发生在1934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世界级顶尖神经生理学家阿德里安勋爵，关注到了这篇无人问津的旧论文。他抛开偏见，完整复刻了伯格的全部实验流程，最终得到了一模一样的人脑电波波形。 阿德里安公开证实：汉斯·伯格的实验完全准确，人脑确实存在稳定的自发性生物电，脑电图真实有效。 此言一出，整个科学界哗然。曾经嘲讽伯格的学者纷纷改口，全世界实验室开始跟进脑电图相关研究，这项技术迅速落地应用：癫痫发作时异常尖锐的脑电波、睡眠分期对应的电波变化、脑部器质性病变带来的电波紊乱……一个个医学难题，都靠着脑电图迎刃而解。 一生遗憾：他证明了脑电，却终究没读懂心灵 极具宿命感的是：伯格一辈子都想找到心灵感应的电学证据，想要证明大脑电波可以隔空传递意念，可他穷尽一生的后续实验，始终没能找到意念隔空传输的痕迹。 他阴差阳错开创了神经电生理这一全新学科，造福了亿万脑病患者，成为脑电图之父；可他最初追寻的答案，至死都没有出现。 1941年，一生孤独、半生不被理解的汉斯·伯格离世。 写在最后 科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很多改变世界的伟大发现，起初都源于一场天真的执念、一次离奇的经历、一个不被世人理解的梦想。 汉斯·伯格想追逐灵魂与心灵的电波，却意外捕捉到了大脑本身的电波。这场美丽的意外，让人类终于拥有了一扇看透大脑活动的窗口，也让藏在颅骨之内，最神秘的人类大脑，第一次向世界露出了属于电信号的真面目。
早期探索（196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Duane和Behrendt是最早进行此类EEG实验的研究者之一。他们将同卵双胞胎分别置于相隔6米的房间中，当一方按要求闭眼放松以增强α波时，另一方的EEG也记录到了相似的α波变化。研究者将这种现象称为“超感官诱导”。
近期进展（2024年）：澳大利亚神经科学家Richard Silberstein教授团队使用更先进的技术进行了研究。他们将5对同卵双胞胎（均为女性）完全隔离，让“发送者”观看随机图像，“接收者”则观看静态图像。结果发现，在38次观察中，有11次出现了显著的脑功能连接变化，其统计显著性极高（p = 4 × 10⁻⁸）。研究指出个体间差异巨大，简单的平均化处理可能会掩盖真实效应
心灵感应互动研究 其中一类超心理学研究利用大脑监测来展示心灵感应互动，通常是情感纽带的个体之间，如双胞胎、情侣和朋友。在心灵实验中，“发送者”一词指的是在受控条件下尝试与远距离的第二个人进行心灵感应互动的人，这个人被称为“接收者”。
杜安和贝伦特，1965年 费城大学的眼科医生杜安和贝伦特利用脑电图监测一对同卵双胞胎，他们分别分开在相距六米的房间里。1当每对中的一名成员服从指令放松并闭眼以促进阿尔法波表达时，脑电记录的变化与另一对双胞胎的记录结果相呼应。实验者暂时将这一现象称为“超感官诱导”。这是同类实验中的首个，但对结果的怀疑阻碍了后续重复的进行。
塔格和普托夫，1976年 斯坦福研究所的Russell Targ和Hal Puthoff与两名志愿者合作，发现当其中一人暴露在频闪光下时，另一人有时会发现同步变化。2其中一对，第二组的脑电图变化非常明显，实验者表示，这些变化类似于直接暴露在闪光下的人群。结果显示，阿尔法波段的脑电电压随闪光频率变化，因此较快的闪光率（每秒16次）产生的电压较低，而较慢的闪光率（例如0-6次闪光）。
凯特尼斯，凯瑞尔和史蒂文斯，2004年 马里奥斯·基特尼斯及其同事，包括爱丁堡大学科斯特勒超心理学单位的保罗·史蒂文斯，研究了两人之间情感联系的程度如何影响脑电图中检测到的“心灵感应联系”程度。341名参与者被分配到三组之一：情感亲密个体（相关）;最近陌生人（无亲属关系）的成对;以及未配对的单身个体。为了诱发共享意识状态，相关配对先单独相处一段时间，然后同时听放松程序的录音，随后连续敲鼓十五分钟。在该组中，个体经历的闪光与远处伴侣的大脑活动之间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相关性（p = 0.023）。无关配对表现出积极但较小的效果。总体来看，结果显著（p = 0.007）。如预期，未配对个体与远距离空房间触发的闪光无脑相关性。
斯坦迪什，2004–2005年 巴斯蒂尔大学的莉安娜·斯坦迪什对夫妻和双胞胎进行了实验。在她的第一个实验中，发现当一个人暴露于闪光灯或大声噪音时，一个体的神经活动峰值与另一个远距离人同步。4
这些发现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进行了重复验证。5其中一对情侣中，有一人被电磁屏蔽，暴露在闪烁的棋盘格图案中。另一名被置于扫描仪中，佩戴感官隔离护目镜，监测脑部活动变化。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在统计学上显著（p = 0.001），表现为扫描仪中个体视觉皮层神经代谢活动的显著变化，且发生时间大致相同。
Moulton和Kosslyn，2008年 哈佛心理学研究生塞缪尔·莫尔顿和哈佛心理学教授斯蒂芬·科斯林发表了一项高调的研究，探讨了心灵感应。6他们招募了十六对共享情感纽带的个体，其中一对作为“接收者”，通过fMRI监控，另一对作为远程“发送者”。每个接收器会看到两张图像，并被要求辨认是谁是被对方心灵感应“发送”的。猜测准确率几乎完全接近概率（49.9%），命中与未命中之间脑活动无显著差异。某一受试者明显的脑部差异（p = 0.001）被认为是假象。
欣特伯格，2009年 雷根斯堡大学的Thilo Hinterberger进行了一项研究，将情感纽带的参与者相隔较远——一位位于德国弗赖堡，另一位位于英国北安普敦。7当一名成员暴露于高度情绪刺激（暴力令人不安的图像）时，“接收者”双胞胎在其α脑电图谱系中表现出显著相关性（p = 0.01）。
特雷索尔迪，2015年 帕多瓦大学的帕特里齐奥·特雷索尔迪对二十对受试者进行了实验，其中一人同时接受视觉和听觉刺激，另一人则监测脑电图以监测同步信号以表明信息通过心灵感应传递。8分析显示，孤立的远方伴侣脑电通道之间的相关性总体上升，具有统计学上显著的水平。此外，Tressoldi发现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脑电信号强度存在相关性。
千里眼研究 杰拉德·塞内希 2008年，一组印度研究人员利用fMRI检查了46岁全国知名通灵者杰拉德·塞内希的脑部活动，当时他正试图描述另一间房间里一名实验者正在绘制的图像。9结果比对照组获得的准确性显著高。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显示右侧海马旁回异常活动，该区域与空间感知和记忆相关。然而，画中的对象是基于实验者的选择，而非随机选择，这一缺陷可能使通灵者通过非超自然手段识别出它。
英戈·斯旺 1990年代末，英戈·斯旺接受了迈克尔·珀辛格的测试，探测成功遥视表现的神经相关性。10脑电图记录到枕叶7赫兹范围内的峰值，而结构性磁共振扫描显示右半球顶枕区域异常活动。进一步测试显示，通过施加磁场可以增强斯旺的遥视能力。然而，该实验未能控制选择偏差，也未能采用盲法独立判断进行评估，这一问题受到了影响。
预知研究 比尔曼和斯科尔特，2002年 Dick Bierman和Steven Scholte利用fMRI探究了预感效应。十名受试者观看了随机排序的情感和中性图像序列。11女性受试者在接触情色或恐怖图像前，视觉皮层表现出显著差异，与中性图像相比（p = 0.05）。男性在出现情色图像前脑部活动增加（p = 0.05）。独立地，比尔曼展示了对情色意象的呈现（p = 0.01）。12
拉丁和洛巴赫，2006年 理智科学研究所的迪恩·拉丁与荷兰超心理学家伊娃·洛巴赫共同研究了对即将到来的闪光的预感反应。13对二十名受试者进行了脑电图数据的记录，每人随机接受视觉刺激。女性参与者表现出显著的预感证据（p = 0.007）;男性参与者则没有。
小猫，2011年 马里奥斯·基特尼斯在科斯特勒超心理学部门担任研究员时，在传统心理学脑电基线数据中寻找预感的证据。14这些实验涉及记录受试者熟悉面孔与陌生面孔脑电图的差异。小猫在展示脸部前，基线数据中熟悉面孔与陌生面孔之间的电压存在显著差异（p = 0.01），他认为这是预感的证据，支持在心灵感应研究中使用主流数据的方法。信号分析进一步表明，这些电压变化处于θ波3-7 Hz、α波（8-12 Hz）和低β波（13-22 Hz）的脑波频率范围内。
特雷索尔迪，2015年 帕多瓦大学的Patrizio Tressoldi及其同事利用简化驾驶模拟，随机呈现一次车祸或未发生车祸，探测受试者的脑电图预感效应。1540名接入脑电图监测仪的参与者被要求先被动观看驾驶模拟，作为基线状态，然后尝试通过使用电脑键盘空格键控制车辆速度以避免撞车。特雷索尔迪发现，车祸试验中的脑电图读数与无车祸试验中在车祸发生前一秒的读数上有统计学显著差异，提供了“预期效应”的证据。
特雷索尔迪推测涉及量子力学的机制，引用了哈默罗夫和彭罗斯基于脑微管提出的理论建议。他建议，更全面的理解最终可能为“智能汽车”配备机器集成的脑电图软件，提醒驾驶员即将到来的危险。16
约利和比尔曼，2017年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Jacob Jolij和Dick Bierman一直在研究受试者的脑电图记录中是否有预知效应。17受试者会快速连续呈现十张静态图像，每张时长100毫秒（十分之一秒）。系列中段，主体会被屏幕闪光灯照射，闪光灯要么是空白的，要么显示一个轮廓画的示意面孔。对即将到来的刺激（无论是否人脸）的任何预测，都通过脑电图刺激前基线区域中两类电阻的电压差异来识别。Jolij团队的预测准确率一直稳定在53%至55%之间，鉴于试验数量庞大，这一统计学意义重大。
作者指出，这些研究可以应用于主流心理学研究（例如咖啡对感知准确性的影响），为心理学研究者提供了将超能力研究纳入其项目的机会，而不会引起太大争议。
阿尔法波研究 心灵功能被认为由清醒放松状态促进，大脑在该状态下产生α波，即8-12赫兹频率范围内的神经振荡。这一点已经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了研究。
霍诺顿、戴维森与宾德勒出版社，1971年 查尔斯·霍诺顿及其同事根据受试者产生α活性的能力选择，并让他们参与了短时间（20分钟）的α神经反馈训练。18实验分为α产量和抑制试验，虽然这两种类型在ESP评分上无显著差异，但α产量试验的得分略高于α抑制试验。
斯坦福与史蒂文森，1972年 纽约圣约翰大学的雷克斯·斯坦福研究了执行心灵任务受试者的α指标。19在两项研究中，任务是强制选择并涉及预知;第三项研究中，斯坦福是唯一受试者，采用自由反应法研究心灵感应/千里眼。这三项指标均显示任务成功率与α波段频率上升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斯坦福认为这种一致性表明存在真实且稳健的效应，但迄今尚未尝试直接独立的复制。
拉玛克里希纳·拉奥，1973年 当时在印度安得拉大学的拉玛克里希纳·拉奥，利用一名能够随意控制阿尔法产出的选定个体进行了心灵感应研究。20每次试验中，受试者被要求增加或减少其α产量，然后尝试“接收”远程实验者通过心灵感应发送的图像内容。在α-产生试验中，他的ESP分数显著高于α-抑制试验（p = 0.05）。
斯坦福与帕尔默，1975年 斯坦福大学和约翰·帕尔默进行了一项自由反应脑电图-ESP研究，使用照片作为目标。对受试者进行了预测试练习，以帮助激发意象流。21得分高于平均概率期望的人群，在图像接收期间表现出显著更高的α密度，而得分等于或低于平均概率期望者。但当参与者根据α浓度水平是否高于或低于整个参与者的中位密度值进行分组时，未发现ESP评分的可靠预测。这表明心灵任务的成功不仅需要α节律，且受试者除了放松外还必须处于有效的注意力状态，作者推理道。
马赫，1986年 纽约市立大学的Michaeleen Maher让二十名参与者在记录脑电图数据时完成两项任务。22第一种实验中，受试者尝试利用心灵感应感知远处房间中电视显示器播放的目标影片。第二种是直接观看电影。脑电图在通灵任务中显示的α节律显著多于直接观察任务（p = 0.01）。
肖恩·哈里班斯 特立尼达通灵师肖恩·哈里班斯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接受了西方灵能实验室的广泛测试。23在早期脑部研究中，他在性别猜测实验中高分运行时的α波表达常比偶然得分时高出8%到9%。
1997年，莱茵研究中心的Cheryl Alexander发现枕叶和顶叶皮层的α活动浓度，而哈里班斯在休息时放松时则不存在，这表明他的心灵能力既与放松状态（α活性高）有关，也与专门的大脑区域有关。24
洛朗琴大学的迈克尔·珀辛格在1990年代末对哈里班斯进行了实验。25个人的照片被装在信封中，信封一端保持打开，哈里班斯便能将手伸进信封，触摸背面，似乎是他接收心灵感应的方式。每读一遍，他都会朗读该人的品格和境况，这些内容被记录下来，后来被转录。Persinger发现，准确的描述与枕部区域（位于大脑后部）α表达较高相关，而不准确的读数则与α活性最低相关。
对哈里班斯脑电图谱与普通人群的规范数据库比较显示，他部分脑区，尤其是枕叶、额叶和颞叶，可能出现功能下降的迹象。26这一点通过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得到证实，该技术提供了更高的脑活动分辨率。27
RNG心灵动力（PK）研究 基于量子的随机生成器在超心理学中的应用由物理学家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开创，他于20世纪60年代在波音公司开发了这项技术。在广泛的实验中，施密特证明了一个有动力的受试者仅凭心理影响就能稍微影响机器的输出。随机数生成器（RNG）现已成为心灵动力（PK）实验的标准工具。
施密特，1977年 在施密特报道的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连接到脑电记录仪，听到随机数生成器的输出，并被要求瞄准低音调，从而影响机器产生更多1而非0。只有当脑电图显示受试者处于放松且专注的心态时，才会播放输出，这可由高α表情所显示。PK得分非常显著（p = 0.001）。在实验的第二部分，每当脑电监测设备检测到β波活动时，RNG就会被触发。该条件与成功PK表现有显著相关性，与α条件大致相当。28
赫塞尔廷，1977年 1978年，加里·赫塞尔廷报告的一项实验中，受试者的脑电图连接到一个RNG，每当受试者的脑电极性从负向变为正，或正向变为负时随机停止于1或0。29以这种方式利用受试者的脑电图，导致随机数输出从50.0%显著提升到50.8%（p = 0.014）。
较大的复制会产生高度显著的偏倚（p = 0.0004），与α表达相关（p = 0.0005），β表达则较轻（p < .04）。
Heseltine与Mayer-Oakes合作，重复了早期发现（p = 0.002），发现右脑半球α活动与α活性有显著关联。30
霍诺顿与特雷梅尔，1979年 在一项利用生物反馈的研究中，Honorton和Tremmel在参与者进行EEG-α生物反馈任务时，采样了随机数生成器，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机器的存在。31（这项研究可视为罗杰·尼尔森等人进行的隐性场知识-PK研究的最早版本，最终促成了全球意识项目的诞生。）当参与者符合预先设定的α（8-13赫兹）脑波标准时，随机随机数据被自动抽样。
在一项有十名参与者的初步研究中，这些抽样RNG样本显示，在参与者成功完成α生物反馈任务时，方差水平显著偏离预期水平。在第二项七名参与者的实验中，实验者再次发现α-EEG样本在反馈周期内有显著结果，但在非α-EEG采样随机期内结果则是偶然结果。
吉罗尔迪尼，1991年 帕多瓦大学的威廉·吉罗尔迪尼测试了27名志愿者对随机振荡电路进行偏置的能力，这些电路的输出被渲染为屏幕上的垂直线。32评分非常显著（p = 0.00001），并与α-EEG表达相关。
莫里斯·弗里德曼 莫里斯·弗里德曼的研究显示，PK影响与额叶损伤之间存在强烈关联。他推测额叶病变引起的自我意识降低有助于心灵反应。
弗里德曼及其同事对六名健康受试者（医院工作人员）和六名额叶受损神经系统患者进行了初步研究。受试者被要求影响随机事件发生器的输出。33未进行脑电图测量。仅有一名神经系统患者左额叶受损，显著PK评分（p = .01）持续稳定。
十多年后，在另一项重要研究中，弗里德曼及其同事试图识别可能抑制心灵表现的特定额脑区域。34与之前的研究类似，实验任务是影响随机事件发生器的输出，转化为计算机屏幕上箭头向右或向左移动。在两名显示箭头向右移动时表现出显著PK效应的参与者，通过脑MRI（磁共振成像）确定了额部体积损失。两位患者病灶的主要重叠区域均位于左侧内侧中额叶区域，该区域与自我意识相关的额叶脑区密切相关。将箭头向右移动显著的PK效应位于原发病灶重叠侧的对侧。额叶损伤患者的效应量明显大于正常组。
实验者得出结论，内侧额叶可能作为一种生物过滤器，通过与自我意识相关的机制抑制心灵觉。需要注意的是，从神经系统患者那里收集的RNG测试样本比其他参与者少，可能导致分数被抬高。
为了进一步探讨额叶活动在调节PK表达中的作用，Freedman和他的主流同事进行了一项先导研究，考察六名健康志愿者在尝试影响随机事件发生器输出时的脑电活动。35与之前的研究（如上所述）一样，机器的输出被转换为计算机屏幕上箭头向右或向左移动的信号。由于假设绝大多数箭矢移动纯属偶然，只有连续三次或以上连续箭头沿同一方向移动的组合被认为可能与PK能力相关。基于这一基础，Freedman及其同事证实了在目标运行前一秒间隔内，右额颞叶区域脑电活动存在差异，右侧意图显著（p = 0.0469），左侧意图有边缘效应（p = 0.078）。在等待复制的情况下，这些初步数据表明右额颞叶区域可能是促进PK效应的网络的一部分。
神经影像评论 在2013年对功能神经影像心灵感应数据的综述中，Acunzo、Evrard和Rabeyron考虑了一项预知研究和六项关于远距离意向/心灵感应的研究，即远距离个体试图向接收者发送信息，或仅仅专注于接收者。36他们发现整体证据基础相当高，只有一项负面研究。然而，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方法学质量较低，并提出了提高实验严谨性的建议：平衡试验、适当的随机分配、接受者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适当屏蔽，以及提高受试者参与度，以实现足够的统计能力。
迈克尔·达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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